0 引言
随着社会对科技发展所寄予的期望不断增长，公众对科研成果社会影响与转化应用的关注持续升温。如何全面理解与科学评价科研成果的社会影响，已然成为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面临的紧迫课题。
2020年，教育部发布《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1]，明确强调要重视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包括政治立场、理论创新和学术贡献等方面。《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也明确提出了“全面准确评价科技成果的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的工作措施[2]，科研成果的社会影响评价受到高度重视。以往的科研成果评价主要聚集于学术领域，通过发文量、被引频次和期刊影响因子等指标进行评价。然而，无论是以同行评议为主的定性评价，还是依赖文献计量指标的定量评价，都难以系统客观地反映知识成果的实际价值和综合价值。因此，在科学知识产生和交流方式不断变化的背景下，重视科研成果的社会影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综合效益），创新科研成果社会影响评价模式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从国际上来看，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合适的科研成果社会影响评价模式，关注科研成果在提升公众生活质量、产业升级、区域发展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的贡献。如欧盟的地平线2020计划“Science with and for Society”就注重推动科研与社会融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广泛影响力”标准强调科研成果的综合影响。欧盟、英国、荷兰、意大利、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的科研成果社会影响评价模式也各有特点，通过分析其科研成果社会影响评价模式，可以为中国科学成果社会影响评价体系的构建提供启示与思考。
1 研究回顾
1.1 国内相关研究
中国科研成果社会影响评价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
1.2 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科研成果社会影响评价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科研成果社会影响机制研究。科研成果社会影响机制包含生产性互动、跨学科研究、组织与合作等，它们相互关联，对提升科研成果社会影响力至关重要。①生产性互动方面，研究多以不同领域研究为对象，剖析通过生产性互动理解和拓展科研成果社会影响的具体路径与核心维度。例如文献[9]、文献[10]分别以ICT、SSH领域研究为实例，从互动视角提炼出影响传导的核心维度。②跨学科研究机制方面，相关案例研究进一步阐述了跨学科研究的科学及社会[11]，指出跨学科研究可以打破学科壁垒，整合多元知识与资源；另有研究则分析了跨学科研究与政策影响的内在联系，强调知识共同生产在实现跨学科研究社会影响过程中的关键作用[12]。③组织与合作方面，有学者创新性地提出“有利条件”的概念，结合学术机构实践，探究组织在推动学术研究产生社会影响中的积极作用[13]；也有针对巴西农学研究的案例，梳理出巴西学术与非学术机构的合作策略及其对研究影响的具体作用[14]。除此之外，国外对典型科研成果评价模式的研究成果，也为深化科研成果社会影响机制的认识作了一定的补充。例如英国REF影响案例的二次分析便揭示了研究数据如何通过互动产生非学术影响[15]。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科研成果社会影响评价研究给予了高度关注，研究范畴较为广泛且内容丰富，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某一特定方面，或是局限于少数几个国家的局部情况，缺乏对多国典型模式的系统梳理与全面对比，难以呈现出国际科研成果社会影响评价全貌。需要进一步深入剖析国际典型模式，为中国科研成果社会影响评价体系构建提供参考。
2 概念界定
2.1 科研成果社会影响
表1 不同科研成果的主要社会影响Table 1 The primary societal impacts of different scientific research outcomes |
| 分类 | 内涵 | 主要形式 | 主要社会影响 | 文献支撑 | 案例 |
|---|---|---|---|---|---|
| 基础研究成果 | 以探索未知领域、形成新理论为目标的研究 | 学术论文、研究报告、理论模型等 | 提升公众科学认知、提升国家竞争力等 | 栗宜明[26]；张慧琴等[27]；赵丽雨等[28]；吴彤等[29] | 清华大学薛其坤团队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推动量子科技科普化等 |
| 应用开发研究成果 | 应用于实际问题，形成解决方案或技术的成果 | 专利、创新方法、可操作方案等 | 产生经济效益、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等 | 曾志敏等[30]；高继平等[31]；王晓丽等[32] | 袁隆平团队研发杂交水稻技术，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华为公司5G通信技术专利，推动通信产业升级等 |
| 资料汇编成果 | 对已有成果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提取、概括、加工、转述或整合的成果 | 工具书、资料汇编、教材等 | 提高公众知识素养、支撑政府决策与社会管理、促进文化传承等 | 唐德章[33]；吴桂鸿[34] | 《新华字典》促进扫盲运动和基础教育普及；《中国统计年鉴》赋能GDP测算、政策制定等 |
2.2 科研成果社会影响力
由此可知，科研成果社会影响力是综合评价科研成果社会效益的关键量化指标，反映科研成果在学术领域外，对经济、社会、文化、政策、健康、环境等方面影响的广度、深度及持续作用能力。科研成果社会影响强调科研系统对社会系统产生实际改变过程的动态因果链，而科研成果社会影响力聚焦于可观测效应结果的评价维度指标集，二者分别从过程和结果维度共同实现对科研成果社会影响的衡量。
3 国外典型科研成果社会影响评价模式
3.1 样本选择
从全球科研评价发展格局来看，欧美地区因起步早、发展成熟，处于领先地位。欧盟的SIAMP作为区域一体化综合评价框架具广泛的代表性；美国的STAR METRICS聚焦科研投入、产出与经济效益；英国的REF重视多领域影响评价，方法成熟且权威；荷兰的SEP强调成果导向；意大利的VQR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多维评价；加拿大的CAHS关注健康领域科研社会影响评价。亚太地区的科研评价也呈现出独特发展态势。澳大利亚的ERA构建了可持续科研社会影响评价体系；日本则通过第三方评价机制推动产业升级与高等教育发展。
本研究选取上述国际典型模式，剖析其科研成果社会影响评价的特色做法，提炼出可借鉴的普适经验。
3.2 欧美地区的典型模式
3.2.1 欧盟SIAMPI：过程导向的社会影响力评价
科研成果社会影响的产生有时滞性，且常于复杂社会网络中生成，难归因于特定科研活动[37]。而传统评估模型多基于线性假设，只关注最终结果，忽视科研人员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过程。2009年，SIAMPI评价体系得以构建。它是由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学院（KNAW）、拉特诺研究所联合西班牙科学研究委员会（CSIC）、法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机构（MSH）、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共同发起的评价框架。SIAMPI聚焦于科学与社会间的有效互动，将研究者视为主要知识生产者，与产业界、公共组织、政府和公众等广泛利益相关者在知识生产与利用过程中彼此互动、相互影响。它以过程为导向，注重科研人员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过程，为解决科研社会影响力评价困境开辟了新路径，在科研评价领域极具创新性与实践意义。
3.2.2 英国REF：多元评价体系构建与发展
为对大学、科研机构等的科研质量及其影响力进行系统评价，英国的卓越研究框架（REF）得以诞生。REF强调多维度影响评价，聚焦于“科研产出质量”“研究影响”“科研环境活力”3个关键要素[38]。例如，评价科研成果对公众意识和态度的改变情况；考察科研成果对企业生产和政府收入的作用等。REF意识到研究影响与创新紧密相连，过程更强调系统互动性，因此着重关注研究成果如何创新并在多主体互动中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按照规划，下一轮评价将在2029年开展。REF2029对其三大核心评价维度进行了重塑与优化，纳入了更多元的研究范畴与影响力实践。其中，“人员、文化与环境”维度替代了原有的“环境”维度，凸显出研究文化在推动高影响力研究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39]。
3.2.3 荷兰SEP：诊断性科研评价模式探索
荷兰以往对高校和科研机构评价主要关注学术成果发表数量或科研经费投入产出效率，导致无法全面评价机构发展，也难以引导科研工作实现既定目标。为解决这些问题，自1993年起，荷兰大学协会（VSNU）、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KNAW）与荷兰科学研究组织（NWO）合作推出标准评价协议（SEP）。SEP构建了一套完善且细致的综合评价系统，综合考察科研与社会互动、研究质量、可持续发展能力等[40]；同时综合开放科学、博士培养、学术氛围营造、人力资源管理等维度进行协同分析。
3.2.4 意大利VQR：第三使命驱动的科研评价
意大利科研质量评价体系（VQR）旨在全面评价高校和科研机构在管理、教育、研究及技术转移等关键领域的质量。2010年，意大利国家高校及科研机构评价署（ANVUR）依据总统令开展科研评价任务。在首轮VQR评价中，ANVUR率先定义和测量了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第三使命，确定了一系列指标：在技术转移方面，纳入专利申请与授权数量、技术转让合同金额等；在人文社科领域，涵盖文化活动举办场次、研究成果的社会关注度等。不过，由于当时指标不太成熟，未用于FFO奖励配额分配。随着科研评价体系的逐步完善，自我评价、定期评价和认证体系被引入，第三使命与教学、科研并列，科研机构更加重视科研成果的转化及影响力。到第三轮VQR评价阶段，意大利的科研评价环境已大为改善，拥有了标准化数据库。2020年，第四轮VQR评价从多学科视角对第三使命履行情况进行评价，深入剖析科研机构成果技术转移、社会服务、文化传播等第三使命相关领域的影响力[41]。
3.2.5 美国STAR METRICS：数据驱动的实证评价
2008年金融危机后，社会各界对科研资金利用及成果展示更为重视。为了回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及公众问责机制，美国启动了STAR METRICS项目。该项目由联邦科学与研究机构联合发起，目标是整合多渠道数据，打造基础数据平台以反映科研影响力，满足社会对科研责任与成果透明化的需求。项目提出了两个阶段性目标，分别是开发一个测量科研投资对就业影响的数据分析模型和开发更广泛的指标测量科研对经济增长、劳动力产出、科学知识和社会产出方面的影响[42]。项目团队与大学、科研赞助机构紧密合作，全面收集和深度分析数据，致力于实现对科研活动从投入、产出到长远影响的全链条评价。例如，通过与高校合作获取科研项目的人员投入、资金流向等信息，再结合成果转化数据，分析科研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实际影响。该模式在数据驱动科研评价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为科研评价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
3.2.6 加拿大CAHS：医学科研产出的全周期动态评价
在全球公共卫生挑战日益严峻、健康问题频繁涌现的背景之下，加拿大卫生科学院构建了一种新的回报评价框架（CAHS）。这一体系突破传统学术评价的藩篱，鼓励科研人员考虑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场景，并高度重视与医疗机构、政策制定者以及患者群体的互动交流。在评价过程中，该体系要求定期收集各方反馈意见并据此开展数据评价工作，以长期跟踪检测科研成果的实际社会影响，以及时调整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方向和策略，确保科研成果切实转化为提升民众健康水平的有效举措。
3.3 大洋洲和亚洲地区的典型模式
3.3.1 澳大利亚ERA：可持续导向科研社会影响评价实践
2004年，澳大利亚政府推出科研质量评价框架（RQF），首次尝试对社会影响力展开评价，旨在打破传统科研评价仅关注学术成果数量和质量的定式。然而，受多种因素制约，这项计划最终并未付诸实践。在RQF的基础上，澳大利亚构建了卓越研究科研评价体系（ERA）。自2010年启动以来，ERA已成功完成4轮评价工作。ERA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理念，关注科研活动对经济、文化以及环境等方面的长期效益[43]。在具体评价过程中，ERA引入了多维指标，将科研成果的实际应用、社会认可度以及对政策制定、地方社区发展、改善公共卫生及清洁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影响均纳入其中。为深入推进国家创新与科学议程，在ERA基础上，政府开展全国性的参与和影响评价（EI），旨在评价科研成果多元效益，聚焦于研究人员与最终用户的互动程度[44]。2018年，澳大利亚首次实施EI评价，与ERA评价机制配套，共同推进科研评价全面、深入发展。
3.3.2 日本科研评价：产学研协同与NIAD-QE第三方评价
为了实现“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战略目标，日本对基础科学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并积极推行“产学官”合作制度，高效整合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与政府的优势资源以形成强大的创新合力。在科研评价中，日本政府要求高校与科研机构对接产业实际需求，聚焦于老龄化、自然灾害、可持续发展等重点社会问题。例如，日本科学振兴机构（JST）通过“委托开发”和“开发斡旋”等方式实现科研成果产业化[45]。与此同时，日本特别重视大学整体科研创新实力和第三方评价模式，其中以国家高等教育学位和质量提升机构（NIAD-QE）主导开展的第三方评价最具代表性。该评价涵盖强制性认证评价、机构主题评价及国立大学法人评价。其中机构主题评价聚焦三大主题，分别是研究活动、社会参与贡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评价流程包括自我评价、文件分析和实地考察，旨在提升教育和研究质量，增强机构社会责任感，进而形成“科研-产业-社会”良性互动的创新生态。
4 国外典型科研成果社会影响评价模式比较分析
国际典型的科研成果社会影响评价框架或模式在体系要素、机制环节、指标方法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各具特色。
4.1 体系要素比较
国际典型的科研成果社会影响评价框架或模式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构成要素包括创立时间、创立主体、主要特征、评价范围和战略目标等，详见表2。
表2 典型科研成果社会影响评价模式构成要素Table 2 Components of the typical social impact evaluation model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outcomes |
| 评价体系 | 创立时间 | 创立主体 | 特征与战略目标 |
|---|---|---|---|
| SIAMPI | 2009年 | 荷兰KNAW、西班牙CSIC等联合启动 | 过程导向，推动合作与成果转化 专注“富有成效的互动” |
| REF | 2014年 | 英国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苏格兰资助委员会、威尔士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和北爱尔兰学习就业部 | 多元评价（学术/社会/经济） 促进科研与社会深度融合 |
| SEP | 1993年 | 荷兰VSNU、KNAW、NWO合作推出 | 诊断性评价（内外部结合） 优化资源配置 |
| VQR | 2003年 | 意大利ANVUR | 聚焦第三使命（经济/社会贡献） 保障资金高效运用 |
| STAR METRICS | 2010年 | 美国联邦政府科技政策办公室、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科学基金会 | 数据驱动，量化投入产出 联动高校与资助方，搭建开放数据平台 |
| CAHS | 2010年 | 加拿大健康科学院、卫生研究院 | 健康领域社会影响评价 推动健康产业发展 |
| ERA | 2010年 | 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 | 可持续性评价（经济/社会/环境/国际影响力） 协调科研与多元效益 |
| NIAD-QE第三方评价 | 2003年 | 国家高等教育学位和质量提升机构 | 多元评估（同行/自评/第三方） 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
从创立时间看，荷兰SEP的创立时间最早，可追溯至1993年，而英国的REF则相对较晚，成立于2014年。其余多数评价体系则成立于2008—2011年。
在创立主体方面，这些评价体系多由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及高等院校等多方力量联合构建而成。
从主要特征而言，各评价体系在导向上展现出多样性，如欧盟SIAMPI注重过程导向，美国STAR METRICS强调结果导向。
在评价范围上，各评价体系同样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例如英国REF的评价范围广泛，涵盖社会和经济影响力，追踪科研成果对公共政策、企业创新及民生福祉的联动效应，加拿大的CAHS则专注于健康领域。
从战略目标来看，各评价体系均致力于提升竞争力，促进科研成果的社会转化，并着力解决社会问题。尽管它们在侧重点上各有不同，但都在不断探索如何以更加科学有效的方法来衡量科研成果的社会影响，从而推动科研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
4.2 机制环节剖析
评价机制涵盖了评价对象界定、评价程序设置、评价结果应用等方面，它们紧密相连，共同构建起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国际典型科研成果社会影响评价框架的机制环节的分析详见表3。
表3 典型科研成果社会影响评价模式的机制环节Table 3 Mechanism components of the typical social impact evaluation model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outcomes |
| 评价体系 | 评价对象 | 评价周期 | 评价程序 | 结果应用与反馈 |
|---|---|---|---|---|
| SIAMPI | 多领域科研应用和转化情况（医疗保健、ICT、纳米技术、社会与人文科学） | 无固定周期 | 区分三类互动（直接、间接、财务） 收集数据 识别互动渠道 | 识别利益相关方贡献 支持科研政策制定 利益相关者会议提出建议 |
| REF | 英国高等教育机构 | 7年 | 提交影响案例 专家小组评审 | 大学学科排名 公共资金分配依据 研讨会吸纳意见并公开结果 |
| SEP | 荷兰高校和科研机构 | 6年 | 自我评估与战略规划 外部评估（质量、社会相关性、可行性） | 监测研究质量 支持战略规划 董事会与机构讨论改进措施，接受社会监督 |
| VQR | 意大利高校和政府资助的机构 | 5年 | 专家分阶段评分 平台互动校准结果 编制总报告 | FFO经费分配依据 结果与报告多主体共享 |
| STAR METRICS | 美国联邦资助的科研机构和项目 | 未完全实施 | 科研机构提供数据 团队分析并出具报告 | 衡量科研项目社会经济效益 公众与科研人员反馈 |
| CAHS | 医学科研机构（生物医学、临床医学、卫生服务、社会环境与居民健康等多学科领域） | 依项目而定 | 明确目的与方法 定制评价指标 | 优化经费管理 提升医学研究效益 结果与报告多主体共享 |
| ERA |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 | 3年 | 高校提交自评报告 第三方实地调研 评审委员会终审 | 支持政府决策 提供研究质量与影响证据 指南草案征求意见、结果多主体共享 |
| NIAD-QE第三方评价 | 日本高等教育机构 | 7年 | 大学提交材料 评估委员会结合自评与第三方评估 | 科研经费分配依据 结果公开并定期复查 |
在评价周期方面，荷兰SEP设定了6年的评价周期，以全面考察科研机构在较长时段内的发展与成果。澳大利亚ERA的评价周期为3年，相对较短，这有助于频繁地监测和反馈科研机构的表现，机构可依据评价结果及时调整科研策略、资源分配和人员安排，确保科研工作高效推进。英国REF采用7年评价周期，允许从更宏观更长远的角度审视高等教育机构研究的社会影响。欧盟SIAMPI没有固定评价周期，而是根据科研项目成果的特点与发展节奏灵活开展评价。
在评价程序设置方面，意大利VQR通过分配专家组成员、专家打分及专用平台评价等方式，综合评价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情况，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和客观性。日本NIAD-QE确定评价目的与指标标准后，由评价委员会对材料评价并实地考察，同时结合自我评价和第三方评估，注重评价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在评价结果应用与反馈机制方面，各体系各有亮点。加拿大CAHS利用评价结果解决经费管理、医学研究效益等问题，并在其官方网站发布评价指南草案以征求意见，高度重视社会各界的参与和反馈。荷兰SEP将评价结果用于监测和提高研究单位质量，同时支持战略规划，通过公开评价报告接受社会监督，促进科研机构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4.3 指标方法对比
社会影响相关内容的界定、评价方法以及指标内容是衡量科研成果社会影响力的核心要素，直接关系到评价结果的科学性与有效性。不同国家基于自身的科研战略、社会发展需求以及文化背景，在社会影响的界定范围、所采用的评价方法以及设定的具体指标上存在差异，详见表4。
表4 典型科研成果社会影响评价模式的指标方法Table 4 Indicators and methodologies for evaluating the social impact of typical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
| 评价体系 | 社会影响相关界定 | 主要方法 | 评价维度与指标 |
|---|---|---|---|
| SIAMPI | 社会领域可衡量影响，涉及人类福祉和人与人或组织之间的关系 | 访谈法、案例研究、情境分析法 | 直接互动（双重职位数量、公众演讲次数） 间接互动（情境响应定量指标） 财务互动（合同、许可证、资助） |
| REF | 对经济、社会、文化、公共政策、健康、环境的非学术影响 | 影响力叙述、案例研究 | 健康和社会福利、社会文化和创造力、经济和商业、公共政策和服务、环境等 |
| SEP | “社会相关性”：研究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或其他相关方面的影响、公众参与和应用情况 | 利益相关者会议、案例研究、访谈 | 社会对专业产品和普及产品应用 社会目标群体对研究产品的使用（合作项目、教育应用、公共引用） 社会认可（资助、奖项） |
| VQR | “第三使命”：知识转化向社会经济环境开放 | 案例评价法 | 公众参与（文化活动、科学传播） 与联合国2030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活动 |
| STAR METRICS | 联邦科研投资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 科学计量法 | 科技转化 成果产出 就业、公共服务 |
| CAHS | 健康研究对卫生决策、健康改善、经济社会效益的贡献 | 逻辑模型法 | 决策影响（科学/公共/临床决策） 健康影响（预防、诊疗进展） 经济社会效益（商业化、福利提升） |
| ERA与EI | 非学术贡献（经济、社会、环境、文化）与学术界外部的参与度 | 量化分析、案例研究 | 影响力描述（具体案例） 影响力形成路径（成果转化机制） |
| NIAD-QE第三方评价 | 大学通过教学科研服务社会 | 自我评价、案例研究 | 社会参与（促进当地产业发展、普及教育的贡献等） |
欧盟SIAMPI体系侧重于通过访谈、焦点小组和案例研究来收集定性数据，同时结合定量数据来评估研究小组、项目或研究资助工具在社会领域的可衡量影响。如通过收集研究成果在互联网上的使用情况，运用情境分析法探讨研究人员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系状况。英国REF通过影响力叙述和案例研究来评估非学术影响。荷兰SEP体系使用利益相关者会议、调查和案例研究法来评估研究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或其他相关方面的影响。意大利VQR则侧重于大学的第三使命，通过案例评价法来评估社会影响。美国STAR METRICS体系使用科学计量方法来评估联邦政府投资的科学研究资金如何对美国经济社会产生影响，关注科学研究成效以及科研投资的社会效益。加拿大CAHS则通过逻辑模型法来评估研究对卫生领域或社会的贡献，包括健康影响、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等。澳大利亚的ERA和EI项目通过案例研究来评估研究为经济、社会、环境或文化等带来的非学术贡献，以及学术界以外研究的参与度和影响。日本NIAD-QE则强调大学必须考虑和社会合作，将教学科研成果广泛地为社会作贡献，通过案例研究来评估社会联系与贡献。
5 国际科研成果社会影响评价的特点
5.1 多元指标：评价指标的丰富维度与综合性
随着全球科技创新竞争的日趋激烈，科研成果的学术创新性和社会影响越发成为政策制定者评价的关键因素。纵观国际范围内的科研成果社会影响力评价体系，各国都致力于从多元角度、多个层面对科研成果的社会影响力加以衡量。
评价指标体系广泛涉及科研成果对社会福利、产业发展和就业等多个方面的影响。美国STAR METRICS设定了经济效益、科研成效、社会效益等指标，加拿大CAHS设置了在健康领域评价科研成果决策影响、健康影响等指标。同时，一些国际研究也利用替代计量学的指标，从社会、媒体、信息和政治4个维度评估科研成果影响力[46]。例如西班牙Transfer Sexenio项目将知识转移贡献分为研究人员培训、产生经济价值、与非学术实体活动实现知识转移、产生社会价值4类，每类下又细分多种具体贡献形式，如在产生社会价值类别中，包含与非营利实体或公共行政部门的协议合同、出版物和传播活动等[47]，这些都体现了评价指标的丰富性与综合性。
5.2 动态调适：评价体系的环境适应与进化性
科技的飞速发展催生了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新兴领域，新的成果形式不断涌现。同时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等问题愈发受到社会关注，国际科研评价的基本理念便不再只执着于追求“科学卓越”，而是更重视研究在应对气候变化等社会挑战方面的价值目标。伴随着社会经济与科技环境的演变，国际科研成果社会影响力评价体系也在动态调整和革新。以欧盟的SIAMPI框架为例，它构建了动态互动追踪机制，通过追踪个人、间接、财务3个方面的互动来适应不同项目的具体情境。同时，欧盟倡导“设计时考虑伦理”，要求伦理原则嵌入技术开发全生命周期，这类要求可能通过资助项目的合规性间接影响评价体系的调整[48]。为响应开放科学运动国际趋势，荷兰SEP2021—2027年评价将开放科学和学术文化等方面作为指标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学术文化包括对研究诚信的评价，如数据完整性和学术伦理等内容。这种动态调适能力是科研管理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的体现，确保始终贴合现实需求，推动科研工作更好服务社会。
5.3 多方协同：利益相关方的深度参与与融合性
在国际科研成果社会影响力评价领域，多方协同参与已成为显著趋势。这主要体现在参与主体多元化、跨学科跨部门协作以及利益相关方全过程融入。多数评价体系覆盖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校、企业及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加拿大CAHS框架的跨部门合作实践中，联邦与地方政府、学术机构和行业组织共同参与健康评估，形成跨领域的协作网络。同时，为应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各个评估模式普遍鼓励跨学科融合与跨部门协作。意大利VQR组建18个专家小组，由约630名来自意大利和国外研究人员构成，并获得约11 000名外部评价员和24名行政助理的支持[49]。此外，利益相关方的参与贯穿着评价设计、实施和反馈各个环节。日本NIAD-QE作为第三方评估机构，联合大学人员和其他高素质人员开展客观评估，与高等教育机构和评价组织等多方合作，共同收集、整理和传播信息。这种协同评价机制整合了各方资源与智慧，为科研与社会的深度融合搭建了一座坚固的桥梁，有力地推动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6 对中国科研成果社会影响评价的启示
科研成果社会影响评价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过程，从评价准备、评价进行到评价结束，每个阶段和环节都有一系列内容和任务。对国外科研成果社会影响评价模式分析可以发现这些评价模式依赖于政策驱动、主体协同、数据支撑、动态反馈的运行机制。在这些国家中，科研成果社会影响评价体系普遍以国家战略目标需求为导向，通过立法、科研成果影响力与资金分配挂钩等方式，将科研成果社会影响力纳入科研活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之中。从战略目标来看，日本长期致力于科技立国的战略目标，注重科研成果的社会价值与实际贡献；欧盟设定“地平线欧洲计划”，指出将预算投向“重大社会挑战”领域，并细化了应对全球挑战、提高社会效益、提升社会对科研重视程度3条社会影响子路径[50]。就法律层面而言，美国2017年通过的《美国创新与竞争力法案》规定“研究资助应通过基础研究成果或相关活动解决社会需求”，进一步强化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更广泛影响[51]。与此同时，国外科研成果社会影响评价体系强调多方合作，采用大数据和信息技术来建立科研成果社会影响的监测和评估平台。最后，通过定期评估和反馈帮助科研机构及时调整科研方向和策略，确保科研成果更好地服务于社会需求。基于此，我们可以针对性地借鉴国外科研成果社会影响评价模式内核并规避其潜在缺陷。
首先，在开展科研成果社会影响评价之前，一系列前期活动需要准备，例如确定评价战略目标、制定评价指南、初步选取评价指标等。在确定评价战略目标之前，中国应先制定相关法律法规，通过法律手段保障科研成果社会价值战略导向。为确保科研评价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利益，必须强化各主体的共同价值导向，将政府、组织和个人的逻辑自觉融入科研评价的价值链条中[52]。政府部门在制定科研评价体系及相关政策时应凸显科研成果社会影响在评价中的重要性；科研组织在内部管理中也要鼓励科研人员将自身科研工作与社会需求紧密相连，开展具有社会效益的研究，重视科研成果社会化转化。在选取评价指标时，除传统学术指标外，增加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公平与包容以及文化传承与创新等社会影响指标。还可增设反映研究者与学术界外社会互动指标，包括参与科普活动频次和与非学术主体合作项目数量等。同时，构建指标体系时，需要考虑评价主体的特点、区域特性以及应用目的，实现差异化设置[53]。
其次，在正式开展科研成果社会影响评价时，组建跨主体评价小组是整合多方资源与优势的一种重要途径。通过举办科研成果社会影响论坛搭建交流平台，邀请各界的代表参与并围绕评价指标适应性、评价方法等内容进行沟通讨论。在经济和社会范畴的评价中还可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通过建立评价咨询专家库等方式提升第三方评价质量。在整合科研资金资助数据、产学研合作数据、公众反馈数据的基础上，利用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信息技术建立类似于美国STAR METRICS完整证据链的科研成果社会影响评价系统。鉴于科研项目普遍存在社会效益滞后性问题，则针对性地引入阶段评价机制，依据反馈数据动态调整后续评价重点。同时，社会的新需求、新问题往往会影响科研成果的价值权重，因此需要建立包含弹性系数的评价模型。
在评价结束后，搭建有效的成果应用反馈机制，将应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迅速反馈给科研团队，推动其对成果改进与完善，形成科研与社会应用的良性循环，切实提升科研成果的社会影响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可以利用区块链技术追踪成果应用数据，通过分布式账本的约束，使得各个节点具有相等权利和义务，让整个反馈过程变得公开透明。同时，还应持续关注国际科研成果社会影响评价的最新前沿动态，积极借鉴先进理念和方法，为科研决策和社会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依据。
7 结语
国际科研成果社会影响评价领域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实践与创新，为中国构建科学评价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一方面，对一些小众或新兴国家的关注还不够；另一方面，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变迁，科研成果社会影响评价领域不断涌现出新的影响因素和评价方式，追踪最新动态和预测未来趋势尚需开展更深入的研究。未来的研究要不断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为科研与社会的协同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支撑。
